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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考古学科增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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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考古学科增加点

  古代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应引起学界充分重视。从古代纹饰的重要性、体量和研究难度来看,全国应该有一批相应的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等科研平台。尤其是古代纹饰资料系统整理、出版这种基础性工作,应该有组织、有规划地循序开展。但目前,这些工作和平台建设都还没有开始。

突破“研究滞后”

      许倬云、李学勤等学者曾经从全局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进行过总结,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考古学是其中进步最显著的学科。这个判断和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总体来说,目前考古发掘的规模和基本情况与中国辽阔的国土、自传说时代(石器时代)至今绵延不断的历史是基本吻合的。从考古材料和考古学文化角度看,重要的缺环、空白已经较少;史前考古学文化至夏商周及其以下的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

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自西方引进。苏秉琦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并用于指导发掘和研究,可视为对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其他关于古代国家和社会、文明起源的理论或认识,还在探索和检验过程中。当前,考古学研究还存在两方面明显不足。

  抢救“文化遗存”

抢救“文化遗存”

  古代纹饰浩如烟海,但迄今却少有从科研角度进行的系统整理、出版,系统研究与解读则更为稀见。因受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长期以来,纹饰主要是物质遗存研究的一个附属物。实际上,无论彩陶纹饰还是青铜器纹饰,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大过器物本身的文化信息。器物、纹饰、文字文献可视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启动、并行不悖的古代文化文明传承的“三驾马车”,而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他二者。

姓名:王先胜 工作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同时,至少十年内应暂停主动性发掘项目的审批——即便如此,每年仍有四五百项基本建设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产生,未来十年必须完成的考古项目资料整理和出版工作依然繁重不堪。保守估计,大部分仅发表简报资料,需要出版考古报告的每年也将有数百项。这是一个庞大、艰巨的工程,需要文物考古界全力以赴。

纹饰;研究;整理;考古发掘;出版;起源;遗存;文化遗产;抢救;民族历史

  古代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范畴无非三个方面: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用“文明”说,就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用“文化”说,就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同时,还必然包括史前时代与历史时期的关系,与相关地域和民族的关系,与文献及有关神话传说的关系。考古学和古代研究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无非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研究清楚了,古代社会、古代史也就大体上清楚了,所谓文明起源、国家起源自然也清晰可循了。

考古学虽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但长期以来,其研究对象和范畴不仅限于物质遗存,还有“文化遗存”。

  那些已积压的发掘项目的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相当繁重,也相当重要,绝大部分属于抢救性工作。国家应该将其当作文物考古界、遗产保护领域的抢救性重大文化工程来对待,通过调整相关法规、政策和激励措施、办法,协调组织全国文物考古界以及大学相关专业的力量,力争及时解决,不留下历史性遗憾。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许倬云、李学勤等学者曾经从全局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进展进行过总结,他们都倾向于认为考古学是其中进步最显著的学科。这个判断和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总体来说,目前考古发掘的规模和基本情况与中国辽阔的国土、自传说时代至今绵延不断的历史是基本吻合的。从考古材料和考古学文化角度看,重要的缺环、空白已经较少;史前考古学文化至夏商周及其以下的文化谱系已基本建立。

  突破“研究滞后”

古代纹饰浩如烟海,但迄今却少有从科研角度进行的系统整理、出版,系统研究与解读则更为稀见。因受考古学理论、方法所限,长期以来,纹饰主要是物质遗存研究的一个附属物。实际上,无论彩陶纹饰还是青铜器纹饰,其文化内涵都远远大过器物本身的文化信息。器物、纹饰、文字文献可视为人类历史上先后启动、并行不悖的古代文化文明传承的“三驾马车”,而纹饰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严重滞后于其他二者。

澳门威斯尼斯人app ,  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考古遗产抢救性保护工程。2006—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和督察下,全国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因此赞扬考古界“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但相对于每年五六百项的发掘项目,相对于已积压的近万项的考古发掘项目,形势依然严峻。

建议有关部门迅速开展考古遗产抢救性保护工程。2006—2011年,在国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和督察下,全国编辑出版考古报告200余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因此赞扬考古界“逐步改变了‘重发掘,轻整理’的局面,考古资料整理和公布工作得到显著提高”。但相对于每年五六百项的发掘项目,相对于已积压的近万项的考古发掘项目,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难易程度和相互间的学理、逻辑关系,上述研究范畴和任务的排序应该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明起源;考古学(考古材料)→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神话与传说)→文明起源。所谓“古代文明起源”,具体到某个民族、国家,如“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无非是这两方面研究的合流和其最核心的追求之一。

同时,至少十年内应暂停主动性发掘项目的审批——即便如此,每年仍有四五百项基本建设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产生,未来十年必须完成的考古项目资料整理和出版工作依然繁重不堪。保守估计,大部分仅发表简报资料,需要出版考古报告的每年也将有数百项。这是一个庞大、艰巨的工程,需要文物考古界全力以赴。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其一,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及考古报告出版滞后。据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国家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已出版与未出版报告的比例“当在对半开或者四六开”。据公开发表资料推算:1984年后,国家审批发掘项目年均500—600项,粗略算来,总共有近2万项。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未经国家审批的发掘项目,“其数量不在少数”;二是1980年以前的30年间,也有部分发掘项目未出版报告,如1959—1973年先后进行14次考古发掘的阿斯塔那古墓群,1972—1973年两次发掘的草鞋山遗址等。加上后两种情况,目前未整理、出版报告的发掘项目当在1万项左右,其中80%以上属于“陈年老账”。

  除了根据物质遗存来了解和推测史前精神文化,更需读懂史前刻画纹饰和遗迹;而民族历史和文化,溯其源流,除了有关文献和神话传说,也需读懂相关纹饰和遗迹。即古代纹饰释读和研究是上述所有研究范畴和任务中关键的一环。

根据难易程度和相互间的学理、逻辑关系,上述研究范畴和任务的排序应该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文明起源;考古学→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文明起源。所谓“古代文明起源”,具体到某个民族、国家,如“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无非是这两方面研究的合流和其最核心的追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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