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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现代考古的新时代,学科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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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现代考古的新时代,学科发展的趋势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参加为配合大型国家工程项目建设而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在早期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多为墓葬、房屋基址、道路、灰坑等,其中清代文化遗存比较常见的还有窑址。对于这些晚期遗存的处理,考古界长期存在着清理与不清理两种态度,这涉及两个问题:清代考古是否应该列入考古学范围,明代考古是否值得重视。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是日本准备和实施细菌战、进行人体实验的重要见证,既具有实证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反人类、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及其战时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的历史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其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而与旧址相关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也先后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和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会员单位。

  一直以来,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与近代史、现代史无关。因此,考古学权威工具书中,考古学研究的年代范围下限被定在了明朝灭亡的1644年。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其横向的研究范围已从人类社会不断扩大到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因此,出现了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天文考古、民族考古、水下考古等学科分支;但其纵向的年代范围却尚未有所突破。这种情况下,在发掘过程中把清代文化遗存像近代地层一样挖掉也并不为过,所以鲜见清代的考古发现成果。

对这类现代史上的重要遗址,按照过往的文物工作惯例,通常是遗产保护和博物馆展示方面发挥着比较多的作用,素无考古学的身影。但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却先后多次对这一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测、清理和发掘,走出了一条素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参与现代遗址发掘的探索之路,践行了近百年来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考古观。

  明代虽在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内,但其被重视的程度却非常有限。其一,各类考古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明代考古成果的文章较少见到;其二,尽管各类考古发掘报告成果丰富,但涉及明代文化遗存的章节不多见;其三,在各种重大考古类评选中鲜见有明代的考古发现。在本世纪初评选出的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中仅有一项北京明代十三陵的定陵,并且位列最后一名。笔者认为,造成目前明代考古成果数量明显较少的原因并不是发现少,而是人为的忽视。考古学界很少有人专门研究明代,即便有,也大多附着于宋元研究。在大学考古专业的教材中明代部分也明显不够分量。这就造成了学术思想上的不重视和考古发现的不重视。

众所周知,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曾明确地写道:“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可以定在明朝的灭亡。”我还记得1978年入读大学时,老师们曾讲过为什么这样设定下限的缘由。因为作为历史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从历史学研究角度来说,明代以后存世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不需要那么多的考古发现来复原历史。正是由于定位于这样的历史学研究目的,所以有关部门评选中国20世纪的100个考古大发现,按时代顺序排下来,位列第100名的便是北京明代万历皇帝定陵的考古成果。这种以编年史断代体例为参照系的学科定位理念,反映了20世纪我国考古学发展的学术进程,影响至深。

  另外,明清考古不受重视,很大程度上与明清文献记载比较丰富有关。对于研究明清的史学家来说,更不像先秦史学家那样依赖考古发现。但是尽管文字资料很多,却并不能全面、立体地展现社会,还需要大量的考古发现去印证、补充和展现文献,也需要运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方法去做研究,才更具有科学性。以最普遍的葬俗为例,“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葬俗,但是文献记载不太可能全部涉及,就会给研究葬俗的人造成信息的缺失或误导,需要考古发现去弥补。另一方面,大多数公众往往更喜欢通过直观的考古成果而不是枯燥艰深的文献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恐怕这也是近些年来考古风靡社会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现和研究的时间下限不但到明代结束,甚至在大学讲授的考古学,结束的时代还要早得多。张忠培先生1997年曾说过,“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进入宋元,从秦汉到宋元并已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这表明,即便到了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教育基本上还是教到宋元时代就不再往后讲授了,当然,从事明代考古的专业人员也非常有限。换言之,中国考古学重史前、认汉唐、轻明清的做法,是学科发展过程的时代局限性造成的。中国每年出版数以百计的考古报告,但仍然难以见到以清代考古为发现和研究对象的专题成果,换言之,明清特别是清代考古一直没有形成与其他各段考古相均衡的考古业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结合在考古工作中的实例来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在配合某建设工程的文物勘探中,我们曾发现了一个清代末年的村落遗址。考古队决定选择其中一处房址进行试掘。经发掘,此房屋乃土木结构,屋顶的木梁架结构零乱地坍塌在地面上,屋内清理出桌、椅、床等漆木器,碗、杯等瓷器,罐、灯盏、盆等陶器,纺锭、铲等铁器,以及铜锁、铜钱等文物,甚至还有一箩筐的面粉,清理出的遗物俨然是一套居家生活的必需品。根据出土瓷器上“大清道光年制”的款识并结合地层关系推断,该处遗址毁于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泛滥之际,从出土遗物情况来看,洪水来之前居民来不及收拾这些生活用品便匆匆逃亡。洪水过后的古村落遗址虽不能与火山后的古罗马庞贝古城相媲美,但也有些许异曲同工之妙,它从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清代道光年间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不仅给研究清代的史学家提供了实物依据,又让公众直观地感受到清代晚期普通人家的生产作息、居家生活,了解到一些清代晚期的生产力水平状况。

没有清代考古的提法和意识,不等于20世纪中国数以千计的考古工作中没有发现过清代遗存。稍有考古常识的人都知道,晚期的地层是叠压在早期的地层之上的,清代遗存最接近现代地表,往往在它下面才会有其他朝代的遗存。考古时,先要把清代遗存清理掉,才能发现比清代早的遗存。以往考古中遇到这类清代遗存,由于考古观念的局限性,加上清代的历史文献很多,一般都认为没有什么历史研究作用,所以基本都不作为考古工作的对象。

  作为考古工作者,一直以来我们对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都予以认真对待,尽可能地按照发掘要求进行抢救性发掘,也想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明清时期的文化遗存。20世纪80年代,老一辈的考古工作者在勘探北宋东京城皇宫的同时,曾对叠压在北宋皇宫之上的明代周王府遗址进行过发掘,使明周王府遗址得以局部揭露。但由于种种原因,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搁浅。直至今日,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决定开始整理当年的发掘资料并编写发掘报告,来填充明代藩王城址的考古资料。

我自己也亲身经历清代遗存挖与不挖的困惑,那就是20年前在三峡考古中,我们曾经收集过一些清代遗存,并在一次库区考古工作汇报会上作过一些介绍,但遭到的吐槽也不少,说我“是不是没什么可挖的了”的同行不乏其人。倒是莅会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俞伟超先生对清代遗存所蕴涵的考古信息持肯定态度,并要求各个考古队不能放弃对清代遗存的清理。从那以后,情况才逐渐得到好转。

  如今,考古学已经脱离历史学而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考古学的学科建设更加成熟,考古学支系逐渐完善,重视明代考古、将考古学年代范围向下延伸使“清代考古”“合法化”,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是学术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曹金萍)

到了21世纪前后,我们开始注意到不断有清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见诸报端。1999年,成都发掘了可将明、清、民国乃至现当代都连接起来的水井街酒坊遗址,揭示出一个延续五六百年未间断生产的完整发展脉络,被评为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意味着清代考古开始进入考古的工作范畴。此后不久,黑龙江发掘了讷河市学田乡明清墓葬,陕西发掘了渭南大荔县清后期李氏家族墓地,江西发掘了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四川发掘了绵竹剑南春清代至民国酒坊遗址,凡此等等,在21世纪初前后的几年里,清代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已有渐成正果之象,成为中国考古观变化的阶段性和标志性的事件,为历史时期考古的下限补齐了过去只到明代结束的短板,也为现代考古的登场开辟了先河。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黑龙江省在明清考古方面已经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考古下限渐次后延的趋势中,又走出了自己的新路,率先进入到了现代考古的新时代。这部大型考古报告《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考古发掘报告》便是他们砥砺前行的一部实践、研究、保护以及利用成果,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深入分析、反复思考、回顾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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