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渚遗址保护,良渚文化

- 编辑:威尼斯在线平台 -

良渚遗址保护,良渚文化

      余杭是千年福地,这里拥有最完美的城市生态,集湿地、湖泊、溪流、平原和山地于一身,尤其在良渚遗址区内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这些器物与埋藏它们的遗址——良渚遗址一起所构成的丰富信息库,蕴含了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辉煌历史。

图片 1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2011-2012世界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玉琮王 良管委提供

  良渚文化地层墙

杭州11月10日电(记者 柴燕菲 奚金燕)钱塘江北岸,浙江余杭之心,有一个曾经盛极一时而又影响久远的古文明中心——良渚。将历史向前推进5000年,古良渚人在此繁衍生息,耕耘治玉,创造出了影响大半个中国的“良渚文化”。良渚也由此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这段历史的重现,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到今年正好80周年。回望良渚文明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固有认知的历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傲慢;回顾良渚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内在精神的阐述展示历程,则是在无凭可鉴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前行的历史,展露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巨大魅力。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城市化的“攻城掠地”,这一方古老文明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宁可发展慢一点,也要守住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对此,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委区政府历任领导班子信念笃定。

  简而言之,良渚遗址大保护是一场集中命题的“大考”,以清晰的数字坐标“1936”为起点,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来到“2016”。大考80年,余杭人交出优异答卷,探索出了一条管理与治理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子,良渚文明融入当代并走向更加坚定、更加强盛的未来……

自上世纪30年代良渚文化被发现至今,“保护至上”的理念始终一以贯之。八十年初心不改,余杭一手拂去良渚沉睡千年的浮尘,倾力守护良渚遗址;一手擦亮良渚文明演进的历史印记,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双手合力为良渚这块千年璞玉更添神韵,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更添底蕴。

  2011年4月,“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展”现场

“良渚文化”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散发中华文明之光的大遗址

深秋时节,走进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部的良渚文化遗址,眼前所见的尽是岁月更替后留下的断壁残垣,看着远处突起的土台,仿佛能看到属于那个远古王朝的巍峨琼楼,隐约能听到古良渚人劳动时的声声呐喊。

  良渚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圣地”,距今约5300—4300年,位于杭州北郊余杭区瓶窑、良渚两个镇街范围内,保护区面积42平方公里。从上世纪30年代始,大量遗址被发现——“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良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特别是从2006年良渚古城城墙的发掘,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这一个10年让我们在良渚一带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早期的完整的国家形态,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伟大见证。

良渚文明距今约5300~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哈拉帕文明同处一个时代。然而在辉煌了1300年后,“良渚文明”却神秘消失,就连历朝历代的历史文献都难觅痕迹,大量的历史遗存和珍贵文物就此被掩埋于时光和尘土之中。

  良渚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与古埃及同时期建成的具备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的良渚古城,占地约8平方公里,无论规模和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被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誉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街道后杨村村民康来一家世代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在康来印象中,过去在村里,一锄头掘下去就挖出玉器的事情并不少见,“良渚玉看起来就像石头,很多人挖出来以为不值钱,就拿去压咸菜缸了。”而他自己也曾经历过,“掘番薯掘到一堆黑乎乎的瓶瓶罐罐,当时也不知道是文物啊,我还说麻烦得很!”

  良渚文化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尼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享誉世界的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而这一现象却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施昕更是土生土长的良渚人,任职于西湖博物馆。长期与文物打交道的他,已然意识到那些“压咸菜缸”的石头并非普通的石头。1936年,施昕更回到故乡试掘,就此揭开了良渚遗存考古的序幕。

  国家文物局评价:“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将继续丰富人们对我国文明史的认识;今后应成为人们纪念、教育、观光的东方文明的圣地。”

1986年,良渚遗址挖掘工作迎来重大转折。考古人员在良渚文化遗址区西北部清理出了王陵级别的墓葬11座,出土了包括“琮王”、“钺王”等在内的各类器物1200余件,其中玉器占了90%以上,实属罕见。在出土的玉器上,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良渚文化统一的社会信仰——“神人兽面纹”。

  接过文明“接力棒”的良渚后人

2007年,“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考古学家们在莫角山发现了一座远古时期的王城遗址,包含了宫殿区、内城、外郭城,是目前已知同时期世界最大的城址之一。紧接着,水坝、水利设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不断有着惊人的发现。

  良渚博物院建筑风格简约、粗犷、厚重、大气,注重景观与自然相结合。建筑外墙采用黄洞石砌成,远远看去,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

在考古学上,人们习惯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世俗礼仪的形成、大型水利灌溉工程等文明标志来界定国家起源。

  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高度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把良渚遗址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杭州市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写进党代会报告;余杭区更是集全区之力、用非常举措保护文化遗产,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强势推动良渚遗址保护工作。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看来,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具有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巨大的工程量以及墓葬所显示的社会分层、统一的宗教信仰、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及复杂的社会分工等都反映了良渚社会已具备成熟的国家形态,“过去常说,中国和埃及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此前根据记载,最早的是夏王朝,距今是四千多年,而良渚遗址的发掘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这些年来,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推进有序、成效显著,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余杭经验”“良渚模式”。这一实践经验大致上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画龙要“点睛”、顾此不“失彼”、与时更“俱进”。

“良渚文化睡千年,一朝惊醒震人寰”。由于现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冲击和国外学者的质疑,“中华上下五千年”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常识似乎变得底气不足。然而经过八十年的考古工作,良渚遗址实证中华五千年,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画龙要“点睛”:学术研究是遗产保护工作活的灵魂

图片 2玉牌饰 良管委提供

  “北京大学良渚考古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文物特区”开大遗址保护之先河

  编辑出版良渚文化丛书

埃及金字塔、希腊古城、西安兵马俑……寻古探今,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城市,均以历史古迹而闻名。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重要史迹,尽管只是剩下断壁残垣,仍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对余杭来说,尤为如此。

  余杭的山川草木浸润着文明的滋养,日复一日与朝露和夕霞相伴,在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上,良渚文化的“薪火传人”致力于保护好中华文明的“根”。这是一盘“大棋”、一条“大龙”,要让这盘棋活起来、这条龙舞起来,以考古为先导的学术研究,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和灵魂,脱离这一点,良渚大遗址保护就无从谈起。

然而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保护的最大难题并非防盗挖,而是遗址区内6.15万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围绕着“良渚遗址”,当地一任接一任政府,一代又一代人倾注了心血,在“发展权利”与“保护义务”中寻找平衡点。

  深耕文明内涵,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作为主要牵头部门,逐步建立了“一体两翼”、立体交叉的良渚学研究大格局。

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2001年由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为正区级行政单位。这种“文物特区”的模式,开国内大遗址保护之先河,使良渚遗址得以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和更高层级上开展保护管理工作。

  所谓“一体”指的建立良渚学,学科建设的内容既包括理论研究又含有实践操作,至今已成为杭州城市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所谓“两翼”指的是良渚学研究实践的两大平台,其一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另一个平台是良渚研究院。目前,良渚遗址已六次获得“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一次获得“世界考古十大发现”,尤其是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工程的重大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等研究课题均有了可喜收获,为良渚遗址保护和遗产价值提炼提供了翔实资料。

“良渚遗址的真实性依靠考古挖掘,完整性则依靠整体保护。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吴立炜告诉记者,良渚大遗址保护,只能做减法,不能做加法。

 顾此不“失彼” 保护,绝不止步于“保守”

为缓解城市化进程对良渚遗址保护形成的压力,良渚、瓶窑两镇制定了“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规划战略。目前,两镇主要工业区块已从遗址区内转移至遗址区外,良渚遗址区周边石矿全部关停整治,104国道已经南移,重点遗址区控违拆违和环境整治工作也已初步完成。

  15年前,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242平方公里。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大遗址保护有着“大烦恼”:如何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当别的地区都在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时候,良渚却为了守护这一方遗址,放缓了脚步。

  这些既关系着当地百姓的民生福祉,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担当有为的余杭人,从不以“保护”之名固步自封,而是在实践中以创新突破为抓手,走上了一条凸显余杭智慧、极具余杭特色的,在保护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共识之路”。

吴立炜坦言,由于保护工作,遗址区的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相对落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也相对受到了限制,要化解两者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

  曾经,遗址保护“婆婆多”,通过统分结合,创新体制机制,余杭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框架和条抓块保,省市区、镇街、村社五级联动的保护机制。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工作要求,瓶窑、良渚两个镇街实行任务包干、网格管理,上下形成梯度传导、各司其职的指挥和执行机制,确保良渚遗址保护各项决策部署的一以贯之、一抓到底。

为实现遗址保护与遗址地民生改善的共赢互利,2005年,余杭区实行遗址文物保护补偿机制,截至目前已投入约2500万专项资金,用于对村级集体经济进行补偿,同时引进符合遗址保护的生态农业,为当地农民增收和就业创造条件。

本文由历史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良渚遗址保护,良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