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钻探,以职业促切磋

- 编辑:威尼斯在线平台 -

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钻探,以职业促切磋

   6月22-24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桂林雁山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南方史前考古暨桂林父子岩遗址发掘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30 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及省市考古文博单位的专家学者90 余人参会。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 发布时间:2010-06-13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作者:朱乃诚点击率:

  新发现、新成果促进南方史前考古研究的开展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万年仙人洞遗址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的大源盆地,盆地四面高山环绕。遗址在盆地西北部的小河山山脚下,洞口朝向东南,洞深约40米,内分4个支洞,洞外70米处有文溪水,洞口高出洞外文溪水水面约3米。1962年、1964年进行过两次发掘,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骨器,区分为下层和上层。在1976年提出,这里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并公布了上层的贝壳样品的测年数据为10870±240年,下层骨化石的测年数据为8575±235年[17] 。彭适凡据此还分析华南的广东翁源青塘等发掘资料,在1960年贾兰坡研究的基础上[18] 再次提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问题[19] 。后因1977年夏鼐指出仙人洞的两个测年数据可能受古老碳酸盐的影响而表现出偏老,而考古测年学者也没有对此现象及时做出科学的说明。所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仙人洞的重要发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90年代初,在开展的中美合作探索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仙人洞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吊桶环遗址位于仙人洞西面约800米,1984年发现,1993年发掘仙人洞遗址时一起进行了发掘。 这两处遗址在1993年、1995年、1999年进行了3次考古采样和发掘,又获得石器650件、骨器132件、穿孔蚌器36件、陶片500余块和20多件人骨标本,以及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残片和一批孢粉分析的样品;还对这两处遗址各文化层土样进行植硅石提取和分析,获得大量稻的植硅石。通过研究,确认这两处遗址的文化层大体可分为三大层。吊桶环的下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早至距今19770±360年。仙人洞的下层和吊桶环的中层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测定年代早至距今14160±90年。仙人洞上层与吊桶环上层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测定年代的下限为距今8825±240年,上限在距今12000年以前[20] 。 1996年以来,发表的有关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掘收获的各种文章有十多篇,但正式的发掘简报或报告尚未公布。据各种报道可知,这两处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有石器、陶器、骨蚌器等。石器中有大型砾石石器,也有少量石片石器,还有磨制石器。磨制石器有穿孔石器、石凿、梭形器、磨盘、磨棒等。陶器多为器腹片,陶土中都加有羼和料,多数是粉碎的石英岩,也有长石和碎陶片颗粒。陶色不纯:制作方法既有泥片贴筑法,也有泥条盘筑法。器型有圜底釜罐类。骨器有锥、簪、铲、凿、镞、镖等。其中穿孔蚌器很有特色。目前没有发现栽培农作物的有关籽实遗存,但据报道,在土样中分析出有稻的植硅石,并且有少量属于栽培稻的植硅石[21] 。详细情况,有待于相关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再次发掘,为在华南地区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面貌以及由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而来的文化演变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县玉蟾岩遗址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南岭北麓,附近地貌为四周高山环绕的山间盆地。玉蟾岩洞口朝向东南,高出地面约5米,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为一约100平方米的洞穴居住遗址。1993年、1995年两次发掘揭露面积46平方米,遗址堆积厚1.2—1.8米。发现了直径约40--50厘米的地面烧火的灰堆,内含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达15厘米。出土物有石器、陶器残片、骨角器、蚌器,以及大量的动物残骸和包括稻在内的植物遗存。石器均为打制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刀、锄形器及石核形器与石片,以中小型为主,缺乏细小石器。骨器有铲和锥,蚌器穿孔。在文化层底部发现了3块较大陶片和一堆可复原成1件尖圜底陶器的陶片。陶片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断面可见交错层理,可能为贴塑制成,陶片内外表均饰似纺织印痕的纹饰。 动物残骸中,属哺乳动物有20余种,鸟禽类有10余种,另有螺、蚌、龟鳖及鱼类等水生动物。植物遗存有40余种,其中有4枚稻谷壳和土样中的稻植硅石。对1993年出土陶片的碳十四测定,陶片上的腐殖酸年代为距今12320±120年,陶片基质年代为14810±230年,测定的同层位的木炭标本年代为14490±230年;对1995年采集的兽骨标本的碳十四测定并经高精度树轮校正,约在距今8009--9861年(ZK--2901.ZK--2903)范围之内。[22] 桂林甑皮岩遗址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甑皮岩洞口朝向西南,由主洞、矮洞、水洞三部分组成,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主洞和矮洞,面积约240平方米,1965年试掘,1973--1975年进行了第一次发掘。第一次发掘后认为其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中较早的遗存[23] ,但测定的1件蚌壳的年代数据为11310±180年(ZK—279--1),当时认为测年数据的标本受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偏老,所以对此没有引起重视。1979年围绕甑皮岩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偏老问题,考古测年学者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得出在石灰岩地区水下生长的动、植物样品的碳十四年代显然偏老一两千年,并又测定了1 1个甑皮岩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为甑皮岩遗址的下层年代在距今9000年以上,而且确认当时也有陶片[24] 。这是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科学分析后确认的年代最早的陶片和年代最早的石器文化遗存,为甑皮岩遗址文化遗存的重新研究,奠定了基础。20年后的2001年对甑皮岩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文化堆积最厚处达3.2米,并依据新发现的文化遗物的层位,将以往出土的遗物,一并分析,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至第三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主要有陶器、打制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其中第一期已出现陶器,似为捏制成形的大口釜,并有穿孔石器等局部磨制石器,骨角器有锥、铲、针、鱼镖,以及蚌刀等。第二期的陶器制作出现了泥片贴塑成型技术。第三期的陶器器型丰富些,但也以尖圜底敞口罐为主。第四期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陶器数量、种类明显增多,出现了分体制作工艺。石器中不见穿孔石器。在第四期发现两座墓葬,一为成年男性,一为婴儿,均为蹲踞葬,人骨架上均置有大小不等的自然石块,婴儿的头部覆以2件大蚌壳。第五期的陶器种类较多,有各种罐、釜、盘、豆、盆、钵等,有通体磨光的石锛。甑皮岩遗址第一至三期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间,每期跨度约1000年。第四、五期的年代为公元前7000一前5000年[25] 。 邕宁顶蛳山遗址 广西邕宁顶蛳山遗址位于邕宁县城南约3公里的邕江支流八尺江与清水泉交汇处的三角嘴南端。1994年发现,1997年开始进行发掘。文化堆积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主要有石器和陶片。石器中有较多的细小石片石器和少量的天然玻璃陨石,还有穿孔石器。陶片都是圆底的罐或釜类器残片,陶胎较厚,饰粗绳纹,口沿上捺压花边,花边下施一周附加堆纹。推测其年代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26] 。顶蛳山遗址是华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河旁台地遗址。 英德牛栏洞遗址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约2公里的狮子山南麓,1983年发现,1996年、1998年两次发掘51平方米,发现有灰烬、人类牙齿与腓骨,以及石制品1004件,其中打制石器266件、局部磨制石器9件,骨制品16件,牙、角制品各1件,蚌制品8件,陶片23片,还有一批动物骨骼和水稻硅质体与植物孢粉等。文化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仅见打制石器与骨器。第二期出现局部磨制的穿孔石器。第三期分为前段与后段,都有局部磨制的石器,如磨刃切割器和磨刃石斧,陶片都发现于第三期的前段与后段。据对测定的22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推定第一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0--9000年,第二期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000--前8000年,第三期前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8000--7000年,第三期后段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27] 。 此外,1988年发掘的广西桂林庙岩[28] 、2000年发掘的临桂大岩[29] 、海南三夜落笔洞[30] 等洞穴遗址亦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

  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十几年来,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开展和一系列重要成果的取得,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面貌逐渐清晰。目前仅广西全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遗址600 余处。以甑皮岩遗址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考古工作队与甑皮岩遗址博物馆、广西考古所等单位合作开展拉网式考古调查,发现了100 余处史前遗址,重点发掘了大岩和父子岩遗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以广西甑皮岩、大岩、父子岩遗址为代表的桂林史前文化,对于探索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及其与长江流域、东南亚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广西文化厅副巡视员、文物局副局长谢日万在致辞中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傅宪国研究员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些学者长期坚持不辞劳苦的开创性科研工作,帮助广西培训了一批史前考古研究人才,带动了一支中青年骨干研究团队,推动了全区的史前文化研究保护工作。

引自《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1949-2009)》,刘庆柱编,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考古处副处长王铮肯定了桂林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理念符合国家文物局倡导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的要求。发掘方案充分考虑到遗址今后的保护与展示的问题,将其积极纳入到甑皮岩大遗址“一址多点”保护展示体系,以最小面积发掘、最大信息提取、最多遗存保留为基本理念,为遗址今后的保护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17]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第12期,第23--35页[18]贾兰坡《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理论与实践》1960年第3期。[19]《试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兼论有关的几个问题》,《文物》1976年第12期,第15--22页。[20]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刘诗中:《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53页;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第389--392页;周广明、陈建平:《赣东北农业考古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29日。[21]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王幼平《复原仙人洞人历史的石制品》,《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9页;彭适凡、周广明:《江西万年仙人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模式的个案研究》,《农业考古》2004年第3期,第29--39页.[22]袁家荣:《道县蛤蟆洞、三角岩洞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37页;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20l页;袁家荣:《玉蟾岩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9、50页;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3l一41页。[23]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第175--179页。[2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碳十四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第243—250页[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449页。[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11期,第11—33页[27]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厂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28]世龙:《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石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1999年版,第150—165页。[29]傅宪国等:《桂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轮廓初现》,《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4日[30]郝思德、黄万波编:《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版。

  南方史前考古研究正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南方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以及南方史前考古的重要性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会议采取大会主题报告和分组讨论相结合。十个大会主题报告既有对于南方考古区域性的宏观的理论思考,也有具体遗址新材料的分享和区域专题的深入研究。材料丰富、内容精彩、观点新颖、颇具启发性。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韦军对桂林史前文化的构建进行了梳理,重点介绍了大岩、父子岩遗址的发掘收获。大岩遗址是华南地区一处重要的史前洞穴遗址,文化遗存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大量层位关系清楚的陶、石、骨、蚌器的发现及文化分期的建立,确立了桂林地区史前文化最基本的发展演化序列;父子岩遗址是近年华南地区史前考古的新发现,是岭南发现面积大、保存完好、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面貌清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确认洞穴、岩厦、坡地、台地等多种文化堆积类型并存,遗存面积约10000 平方米,初步判定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填补了桂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阶段的历史空白。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从宏观的视角,对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特殊性及其成因等问题进行阐释。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来看,南方不逊于乃至大于北方。因此应充分认识华南旧石器时代考古在现代人起源、扩散与交流融合、族群的形成,特定区域性人类演化文化发展和对特定环境适应,人类演化与文化发展多样性、复杂性及区域不平衡性,对东亚-东南亚石器技术与欧亚大陆西部的明显差异做对比研究等方面具有的提供资料和案例的重要性。尤其对陶器起源、竹木器起源、骨角器起源、稻作农业起源等重大考古问题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高星建议,华南旧石器未来的研究应打破学科与时段的壁垒,将史前考古及相关的年代学和环境研究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加强交叉、互动与协作;突破石器研究的局限,拓展研究材料与学术问题,如竹木器-骨角器的寻找和研究,居址、资源与空间利用分析等。就石器研究本身而言,打破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壁垒,突破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界限,由对石器的类型、形态与技术研究主轴转向石器功能及其反映的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视角与维度。花更大的功夫和气力追踪现代人群起源与扩散、融合的过程,并在陶器起源,农业起源的过程、多样性和动因等问题研究上推动国家级课题的设立和多地区、多学科的协作与攻关,以大项目带动研究的突破、队伍的建设和学科的发展。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的报告从“南岭中心带”的独特视角对新石器文化进行考察。他认为,从中国南方的视角来看,西起云贵高原东缘、东至武夷山脉,围绕以南岭为中心的周边,孕育了南方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近年,包括大岩、甑皮岩、玉蟾岩、清塘及仙人洞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提供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南岭中心带”既是陶器的发生地,或许也是水稻的起源地。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不可能催生出真正的稻作农业,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业的出现应该在更北一些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便如此,“南岭中心带”的作用和地位同样不可小视,如果说大岩—仙人洞一类遗存是甑皮岩四期、上山、彭头山、顶狮山诸考古学文化的前身,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早期南岭地区不仅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文化浪潮,同时也拉开了围绕“南岭中心带”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直至秦汉长达万年之久的文化变革的序幕,使我们看到了高庙文化复杂纹饰的白陶、汤家岗—大溪文化彩陶向珠江三角洲的传播,以及以湘江流域中上游为通道的赣鄱地区史前文化在石峡遗址的生根开花。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化进程中,南岭南北文化整合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相继进入岭南,进而形成独具特色而又大致相似的区域性文化,为后来商周时期百越文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以印纹陶为代表的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的南方,多次承受了中原文化浪潮的洗礼,加速了其华夏化的进程。当然,这个进程直到秦汉帝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本文由威尼斯在线平台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钻探,以职业促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