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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泰谈海外中国考古学,罗泰论考古学研究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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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泰谈海外中国考古学,罗泰论考古学研究生教

摘自逸如风先生博客

张良仁

 

能讲讲您在日本求学的经历吗?您跟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上了什么课呢?

 

罗泰:我在1984年秋天在京都第一次见到了林巳奈夫先生。我当时还在大阪上日语课,但从此就开始参加京都大学的研究生活。林先生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埋头做学问。他非常守纪律,每天早上上班,中午和助手在办公室吃便当,晚上回家。他始终住在京大的教员宿舍,据说条件极差,退休以后才搬到了他父亲给他遗留下来的房子,在东京附近。我曾经到那里拜访过他几次,房子、环境都非常美。林先生的公职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研究。他理解自己的工作任务是每年在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所刊《东方学报》里至少发一篇很长的文章。因为他是研究考古的,没有人比他研究的时代更早,所以林巳奈夫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每一年《东方学报》上的第一篇总是他的,有的时候还会有第二篇。根据这些文章他每几年要出一本大书,我在京都留学期间他刚好在编《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这本书总共四大册,从各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杰作。中国学者看过的少,其实该书非常值得翻译成中文。

去年因机缘巧合,有机会当面采访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其实有些部分是与我转载王汎森先生《如果让我重做研究生》一文可以相互参照,想必会对学人有所启发。现在采摭采访录的相关部分以飨同人。

林先生教书的主要方式是开研究会。那不是一般的课程,参加者以学者为主,京都周边的研究学者和教员都会来,研究生已完成了基本功的也可以争取许可来参加。这样的研究会在学期中每两个星期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旧楼举办一次。我在京都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好几年的研究会的尾声,是“中国诸文明的形成”。后来又有了另一个主题的讨论会,是“殷周时代の国々(殷周时代的国国)”。每回有一个人做主题发言,讲自己最近的研究。气氛非常死板,但是讨论的内容极为丰富,参加者的想法往往十分有创造性,我一辈子再也没有在比较短的时间学到那么多东西。主体演讲结束了之后就进行讨论,有的时候非常激烈,有任何错误林先生一定会严格地批评,轮到做主讲的人往往十分紧张。我也曾经讲了一次,讲到青铜时代的山东半岛(那是当时我考虑写博士论文的候选题目之一)。我给大家谈了大概三四个小时,非常疲劳。研究会完了就要去喝酒,要么在外面的酒店,要么林先生把好几箱啤酒带到研究所来,大家就当场喝。林先生和许多日本学者一样,酒量大得惊人,偶尔会喝醉,但第二天总会准时来上班。

 

林先生除了办研究会以外,在京都大学文学部也有讲课的任务,每年要讲一个学期,一个星期一次。我在京都的两年,他的题目是玉器和“三礼图”。但林先生不喜欢教本科生,他就是给大家发一大批资料,常常缺课。我的印象是,林先生对中国考古特别热心,也特别喜欢做研究,但并不愿意给大众做宣传,也没有把吸引年轻的学生当作他的任务。他的工作对象是学术界,培养了一代非常优秀的学者。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泰斗。

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

其实,我在京都留学的时候,除了林巳奈夫的研究会以外,还有另外两个我经常参加的研究会。首先要提到的是,樋口隆康(Higuchi Takayasu)教授每两个星期在泉屋博古馆(京都的一家著名的私人博物馆)召开的研究会,题目叫做“金文研究会”,其实涉及中国青铜器的各个方面。泉屋博古馆有世界上最好的青铜器收藏之一,他们刚好在那个时候对收藏的编钟进行测音,十分符合我对中国古音乐的兴趣。樋口先生当时已经从京都大学文学部退休,成了泉屋博古馆的馆长。参加该研究会的也有十几个学生,其中好几个后来成了著名的学者,包括浅原达郎(Asahara Tatsurō)、平田昌司(Hirata Shōji)、冈村秀典(Okamura Hidenori)、宫本一夫(Miyamoto Kazuo)、吉本道雅(Yoshimoto Michimasa)、松井嘉德(Matsui Yoshinori)等,到现在都是日本古代中国研究的骨干,是我的好榜样。第三个研究会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会”,以研究中国出版的考古报告为主。这似乎是一个半民间的活动,每个月进行一次,主要的组织者是秋山进午(Akiyama Shingo)教授,他后来还到中国做过重要的田野合作。

罗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艺术史系教授、扣岑(Cotsen)考古研究所代理所长,教授美术史和中国考古。在哈佛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位(1982年)和人类学博士(1988年)。本科时在德国波恩大学(1977-1979年)和北京大学(1979-1981年)分别学习两年,未获学士学位。博士生求学期间在日本京都大学(Kyōto)留学两年。毕业后先任教于斯坦福大学,1993年起至今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他的研究方向为东亚考古,主要研究中国青铜时代考古,研究领域涉及古代中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礼仪制度、地区文化、古代跨亚洲的文化交流和方法论与考古学史等问题。目前已发表近百篇论文,最著名的是他的专著《乐悬:中国青铜时代的编钟》(Suspended Music: Chime 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 1993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宗子维城》(又名《孔子时代(公元前1000-250年)中国社会的考古学研究》(Chinese Society in the Age of Confucius (1000-2500BC):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006年由美国加州大学扣岑考古研究所出版)以及《剑桥古代中国史》关于春秋时代物质文化的章节。《宗子维城》获美国考古学会 (SAA) 2009年度最佳图书奖,是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首次获此殊荣。他是长江上游盆地盐业考古与景观考古中美合作项目的美方负责人,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东亚考古学杂志》,荷兰莱敦出版)的创刊主编之一。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看了很多的书,参观了很多地方,中间还到中国大陆和台湾考察了三次。日本的学者就是一天到晚看书,我也很受他们影响。我参加各种研究会以后很快就意识到,尽管学术讨论的水平极高,但大家从来不谈什么方法论。这个现象的原因是,方法论是可以随时改变的,重要的是对具体材料的研究。研究会很符合当时日本学术界的情况,就是给参加者提供机会来埋头苦读,除了读书和看博物馆之外什么都可以不管。参加研究会是自愿的,参与者并不会因为这个得到学分。我将近二十年以后被京都大学请去教课,又去参加了一个研究会。那个时候林巳奈夫先生已经退休了,但是有一个研究西亚的学者前川先生,组织了一个有关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的研究会,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也都去参加,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曾经也在UCLA尝试举办日本式的研究会,但是失败了,应该参加的学者和学生都根本拿不出时间,每两个星期花一个下午来做这种讨论。美国大学的节奏就是太快,学术气氛不够严肃,非常遗憾。据我所知,在美国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定期举办向校外学术界公开的讨论会(research seminar),比较类似于日本的研究会,但是水平和气氛和日本的无法比。他们之所以能够进行似乎主要是因为纽约这个地方的特点: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有好几个高校,还有很多的“独立学者”(没有教职的知识分子)。

 

关于国际汉学,以前在中国有过一些介绍。比如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里面就有梅原末治(Umehara Sueji)和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的介绍,当然很不全,好多人没有介绍,比如高本汉就没有。

逸如风:您在中国、美国、日本、朝鲜还有欧洲都有学习的经历,您觉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考古的学生培养方面各有什么特点?您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应该吸收日本或欧美的哪些优点?他们的培养方式给我们的最大借鉴是什么?

罗泰:高本汉在语言学卷应该有,他主要的贡献在语言学。

罗泰:这个问题很难讲。因为客观条件不一样,而且中国考古学跟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学习传统和学术文化都不一样,更加专业化。其实中国学者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很广泛的研究了,当学生的时候已经只做汉代考古或者玉器考古,然后一辈子只研究某个领域。这种情况在欧洲和美国比较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我们所培养的学生要进入的工作市场很杂,如果他们不具备在很宽的范围里教学生的能力,他们就很可能找不到工作机会。日本学者虽然专业化得很厉害,可是在专业化之前的培训范围也是很宽的,这是没有去过日本的人可能不了解的。如果你只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就会觉得他们很枯燥,只研究一些小问题。可是如果你参加过日本大学里面组织的研究会,你就会知道,这些人的理解范围还是非常宽的,尽管他们很善于批评极小的细节,但是大的思想框架他们也很注意,而且很懂方法论。日本比较好的大学,例如我曾经上过的京都大学,有这么一个特点,学生(包括本科生)虽然平时从早到晚都在研究室里各做各的,但他们也经常在一起搞集体活动。他们互相协助,年纪大的学生教年纪小的学生,上面还有一个助手,当然还有老师给他们讲课。他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得到非常全面的教育。这个教育不只是专业知识的教育,还有怎样成为一个学者的教育,所以20世纪的日本教育,至少到我这一代,培养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可惜日本大学界最近经过一些改革,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这样做。反正,日本20世纪这种从本科起专门培养学者的教育在别的国家看不太到,偶然也能看到,但是没有系统化。而且,这种培养方法在其他国家的大学里也做不出来。我在美国也想开像日本这样的研究会,但是完全不成功。你知道日本的研究会是怎么样的吗?

沙畹(douard Chavannes)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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