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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努力,良渚遗址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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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努力,良渚遗址爱慕

      余杭是千年福地,这里拥有最完美的城市生态,集湿地、湖泊、溪流、平原和山地于一身,尤其在良渚遗址区内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精美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这些器物与埋藏它们的遗址——良渚遗址一起所构成的丰富信息库,蕴含了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辉煌历史。

图片 1图说:图为良渚古城遗址效果图。(良管委供图)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2011-2012世界十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

  良渚遗址申遗范围基本明确为“良渚古城+瑶山遗址+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良渚文化地层墙

  “目前,良渚遗址申遗第一阶段材料文本的编纂和翻译已进入冲刺阶段,9月中旬,将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预审。”酷暑中,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杭州良渚遗址申遗工作的热度。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良管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考古发掘不断取得新进展,本次良渚遗址申遗范围和以前相比有所调整,根据国家文物局意见,目前已基本明确良渚遗址“1+1+11”(良渚古城+瑶山遗址+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申遗范围。

  这段历史的重现,从1936年施昕更先生发掘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算起,到今年正好80周年。回望良渚文明的80年发现史,是不断刷新固有认知的历史,改变了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偏见与傲慢;回顾良渚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内在精神的阐述展示历程,则是在无凭可鉴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前行的历史,展露了中国东方文明的巨大魅力。

  从“文明曙光”到“文明之光”

  简而言之,良渚遗址大保护是一场集中命题的“大考”,以清晰的数字坐标“1936”为起点,伴随民族的伟大复兴来到“2016”。大考80年,余杭人交出优异答卷,探索出了一条管理与治理结合、人文与自然融合、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大遗址保护新路子,良渚文明融入当代并走向更加坚定、更加强盛的未来……

  “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大体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印度哈拉帕文明同处一个时代。”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刘斌认为,我们常说中国和埃及一样,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良渚古城便是实证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最有力的证据。

  2011年4月,“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展”现场

  从1936年首次发现良渚黑陶以来,80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良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良渚遗址先后获得了八项“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项“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特别是2007年发现的良渚古城,被专家们视为“中华第一城”,将杭州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3000多年;而2015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改写了中国水利史,专家认为,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大型水利系统。

  散发中华文明之光的大遗址

  在考古学上,人们习惯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等文明产生的标志来界定国家起源。刘斌表示:“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以及随后规模宏大的外郭、水利系统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良渚古城的规划设计、具有文字特征的刻画符号、巨大的工程量以及墓葬所显示的社会分层、统一的宗教信仰、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及复杂的社会分工等都反映了良渚社会已具备成熟的早期国家形态。”

  良渚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圣地”,距今约5300—4300年,位于杭州北郊余杭区瓶窑、良渚两个镇街范围内,保护区面积42平方公里。从上世纪30年代始,大量遗址被发现——“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汇观山遗址”“莫角山遗址”等等,不断刷新着我们对良渚、对中华文明的认知。特别是从2006年良渚古城城墙的发掘,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发现,这一个10年让我们在良渚一带逐渐勾勒出了一个早期的完整的国家形态,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伟大见证。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曾两次来杭州考察良渚遗址。他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由于良渚这些年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世界考古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商代以前的历史。

  良渚遗存类型丰富,遗址格局完整,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国家起源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值得一提的是与古埃及同时期建成的具备宫殿区、内城和外城三重结构的良渚古城,占地约8平方公里,无论规模和内涵,在世界同类遗址中极为罕见,被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誉为“中华第一城”。

  寻找遗产保护与安民富民的“平衡点”

  良渚文化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的存在,使中华文明有了一块可以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尼亚、古印度文明遗址并列的文明圣地。享誉世界的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璧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是具有共同观念的文化联合体形成的标志,很大程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复杂程度和阶级制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标准,这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

  “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城市存在的历史遗迹,尽管有的只剩下残垣断壁,但大多还‘有迹可循’,而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良渚遗址保护的最大难题,一是地上无片瓦,遗址公园的建设无先例可循;二是遗址区内涉及瓶窑、良渚两镇街24个村社以及大量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良管委主要负责人表示。

  国家文物局评价:“良渚遗址重大价值的不断揭示,已经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将继续丰富人们对我国文明史的认识;今后应成为人们纪念、教育、观光的东方文明的圣地。”

  “良渚遗址的真实性依靠考古挖掘,完整性则依靠整体保护。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该负责人介绍,良管委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这种“文物特区”的模式,开国内大遗址保护先河,使良渚遗址得以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和更高层级上开展保护管理工作。

  接过文明“接力棒”的良渚后人

  2000年,余杭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街“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分别在遗址区外新辟了工业园区。2004年开始,当地政府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形式,鼓励各村社开展遗址保护,反哺各村社经济社会发展。截至去年,补偿资金已达每年600多万元。同时,引进符合遗址保护要求的生态农业,既美化了遗址环境,也为当地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民就业增收创造了条件。2007年,余杭启动了“大美丽洲”旅游综合体建设工程,打造集考古体验、旅游休闲、文化创意、惬意生活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2013年,余杭区又对良渚古城遗址遗产核心区的600多户农户进行了搬迁,着力改善遗产区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30年来,余杭区共投入数十亿元对良渚遗址进行保护、整治和利用。

  良渚博物院建筑风格简约、粗犷、厚重、大气,注重景观与自然相结合。建筑外墙采用黄洞石砌成,远远看去,犹如玉质般浑然一体。

  “良渚遗址经过净化修复,已有部分区域出现了水美草丰、飞鸟聚集的风貌。”该负责人表示,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点是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9.09平方公里,这里将以生态修复为主,修复后将会还原一片绿洲,其中会有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墓地的展示呈现,同时尽最大可能恢复当时古城的河道、湿地、林相等自然风貌。

  一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高度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国务院把良渚遗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三次把良渚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浙江省委把良渚遗址申遗工作载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设立高规格的保护机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制定专门的地方性保护法规——《杭州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杭州市把良渚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写进党代会报告;余杭区更是集全区之力、用非常举措保护文化遗产,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强势推动良渚遗址保护工作。

  据了解,为最大程度地保护良渚遗址的本体安全,最小限度地干预遗址遗存“栖息”环境,未来考古遗址公园将主要以绿植标识、覆土保护、景观示意、原状展示等方式向公众呈现。

  在各方通力合作下,这些年来,良渚遗址保护工作推进有序、成效显著,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可持续发展的“余杭经验”“良渚模式”。这一实践经验大致上可以用三个词语来概括:画龙要“点睛”、顾此不“失彼”、与时更“俱进”。

  “所谓绿植标识,就是将有些遗迹以植被覆盖的方式标示出来,配上文字说明来呈现;所谓原状展示,就是在莫角山、反山这样重要的遗址点建立现场陈列展示馆,还原遗址原貌供人参观。”良管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良渚遗址是中华文明的圣地,良渚遗址属于历史、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经过保护与传承,我们希望让良渚文化再活5000年!”(原标题:良渚遗址:在申遗“赶考”路上冲刺)

  画龙要“点睛”:学术研究是遗产保护工作活的灵魂

  来源:新民网

  “北京大学良渚考古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编辑出版良渚文化丛书

  余杭的山川草木浸润着文明的滋养,日复一日与朝露和夕霞相伴,在这片神奇而富饶的土地上,良渚文化的“薪火传人”致力于保护好中华文明的“根”。这是一盘“大棋”、一条“大龙”,要让这盘棋活起来、这条龙舞起来,以考古为先导的学术研究,是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和灵魂,脱离这一点,良渚大遗址保护就无从谈起。

  深耕文明内涵,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作为主要牵头部门,逐步建立了“一体两翼”、立体交叉的良渚学研究大格局。

  所谓“一体”指的建立良渚学,学科建设的内容既包括理论研究又含有实践操作,至今已成为杭州城市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所谓“两翼”指的是良渚学研究实践的两大平台,其一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另一个平台是良渚研究院。目前,良渚遗址已六次获得“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一次获得“世界考古十大发现”,尤其是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工程的重大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良渚文化刻画符号》等研究课题均有了可喜收获,为良渚遗址保护和遗产价值提炼提供了翔实资料。

 顾此不“失彼” 保护,绝不止步于“保守”

  15年前,浙江省政府批准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范围242平方公里。和其它一些地方一样,大遗址保护有着“大烦恼”:如何建立起长效有力的管理体制和保护体系,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遗址保护的矛盾,如何营造与遗址保护要求相协调的优美环境?

  这些既关系着当地百姓的民生福祉,也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担当有为的余杭人,从不以“保护”之名固步自封,而是在实践中以创新突破为抓手,走上了一条凸显余杭智慧、极具余杭特色的,在保护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的“共识之路”。

  曾经,遗址保护“婆婆多”,通过统分结合,创新体制机制,余杭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框架和条抓块保,省市区、镇街、村社五级联动的保护机制。根据余杭区委区政府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工作要求,瓶窑、良渚两个镇街实行任务包干、网格管理,上下形成梯度传导、各司其职的指挥和执行机制,确保良渚遗址保护各项决策部署的一以贯之、一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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